暴雷披露
Private Offering Fund
2025年6月12日济南市公安局的一纸通告，将国邦系非吸案推入“全面清算”阶段——警方明确要求追缴投资人历史收益及业务员佣金。几乎同一时间，中植系天津专班却向投资人传递截然不同的信号：“过往下车客户收益不追缴”。
当两项标志性案件呈现完全相反的追缴政策，一个核心问题浮出水面：同属非法吸收公众存款，为何司法实践出现分化？
6月12日，济南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发布了《关于“国邦、中邦等关联公司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案”的通告》，通告中警方明确：“以吸收的资金向集资参与人支付的利息、分红等回报，以及向帮助吸收资金人员支付的代理费、好处费、返点费、佣金、提成等费用，应当依法追缴”。
国邦系业务员曾以“中信旗下”为销售话术，中植系理顾将定融产品包装为“固收理财”，最终均被定性为欺诈链条的关键环节。
在国邦系案件中，济南警方划出两条追缴线：投资人历史利息、分红需冲抵本金，采用“充提差”原则核算净债权；从业者佣金、提成等推广收益则面临全额追索，离职人员亦不能豁免。
这一政策的法理基础清晰指向《刑法》第六十四条“犯罪分子违法所得的一切财物应当予以追缴”。
国邦系实际控制人陈吉涛通过假冒中信集团子公司、伪造政府项目担保等手段，在山东铺设43家分支机构吸收资金47亿元，其资金流被严格定性为“赃款循环”，任何附着于赃款的收益均需剥离。
向已经“落袋为安”的集资参与人追缴收益，这已经不是第一起。此前，盛大金禧等集资诈骗案，不少地方在追缴的时候，均向参与人追缴了投资收益，而且是强制的。
然而，中植系非吸案的处置呈现另一番图景。
面对1万亿定融资金流水，专班选择对已下车投资人网开一面：合同到期正常兑付的本息不予追缴，仅追索关系户提前兑付资金。
这种分化并非法律条款的差异，而是风险规模倒逼的司法妥协。中植系80%资金用于借新还旧，若追溯十余年间所有历史收益，将引发海量民事诉讼——北京朝阳法院2024年受理的16万件金融纠纷已接近司法承载力极限，系统性风险防控被迫让位于形式正义。
这一原则在从业人员追缴层面体现得淋漓尽致。中植系全国500余名理财顾问被勒令退佣40亿元，国邦系郓城分局则公告明确离职人员退赃可免除处罚。组织者承担刑责，基层业务员以退赃换自由，而对投资人过往收益是否追缴的选择，则成为平衡司法正义与社会稳定的调节阀。
中植系的“下车者豁免”政策撕开伦理困境的裂口。
当早期投资者获取30%年化收益后“安全下车”，其利润实为后期投资人的本金。法律上这些收益属于应追缴的赃款，但实践豁免却形成诡异悖论：后期投资人的损失变相补贴了早期投机者，这与《防范和处置非法集资条例》第二十五条“任何人不得从非法集资获利”的原则形成尖锐冲突。
中植系的“大而不能追”折射出司法理念的深刻转型。当非法集资规模突破万亿量级，刚性追缴可能引发系统性崩塌——追溯十余年资金链的成本远超追回赃款本身，更会阻滞本金清偿进程。
某专班人士私下透露：“若对70万下车投资人启动追缴，诉讼洪流将淹没兑付工作。”司法机关被迫在理想与现实间作出痛苦抉择：牺牲部分公平以换取2500亿定融窟窿的处置效率。
反观国邦系案件则具备“精准拆弹”的条件。47亿涉案资金主要在山东县域流动，账户穿透难度低；三年运营周期使资金流水可完整追溯。
济南经侦甚至调取到业务员通过个人微信收取提成的记录，某离职主管被追回佣金时惊呼：“三年前2000元红包你们都查？”
信托圈内人认为，这种差异化处置，反映司法理念从形式公平向实质效率的转型。当非法集资规模突破司法资源上限，追缴策略不得不让位于社会稳定。
写在最后：
当中植系40亿佣金追索与国邦系47亿清算同步推进，非吸案处置揭示一条铁律：非法金融生态链的所有参与者，终将成为代价承担者。
理财顾问不可迷信机构背书——国邦系销售假冒“中信旗下”话术的法律后果，正是从业者的前车之鉴；投资人更需警惕“安全下车”幻觉——中植系的下车者豁免仅是司法妥协，在资金链崩断的瞬间，非吸案中从来没有真正的赢家。
法律在个体正义与系统稳定间的艰难平衡，终将回归最朴素的警示：金融市场上，神话般的收益承诺必是深渊的入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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