宏观研报
2007-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延续传统危机脉络，始于房地产泡沫膨胀与信贷过度扩张。市场对房地产市场的过度乐观催生抵押贷款泡沫，评级机构为相关证券化产品授予AAA评级，认为地域分散的底层抵押可有效分散风险。这一假设最终失效，美国房价全国性暴跌超30%，次级贷款违约率从6%飙升至30%以上。危机的系统性风险不仅源于超预期的房贷损失，更因房贷相关证券化产品已成为现代金融体系的核心支撑，原本用于降险的工具反而加剧了市场信心危机的传导。
金融机构高杠杆运作大幅削弱了体系抗冲击能力。与90年代末互联网泡沫破灭不同，本次泡沫由债务驱动，众多金融机构依赖短期及隔夜融资押注房贷资产，杠杆积累使其脆弱性凸显。更关键的是，大量高杠杆主体属于不受存款保险保障、监管缺失的“影子银行”，融资困境下无法获得美联储救助，危机前美国金融体系的快速扩张已远超监管覆盖范围。
监管体系的漏洞与碎片化进一步加剧风险。危机前美国金融体系杠杆过半集中于非银行机构，但监管框架仍适配大萧条时期的商业银行主导格局；即便对商业银行，监管责任也分散于多部门。非银领域监管更显薄弱：“两房”（房利美和房地美）等政府背景企业监管形同虚设，证券交易委员会未限制投资银行加杠杆，且监管机构缺乏救助大型非银机构、避免其无序倒闭的权限。
危机初期表现为流动性短缺，美联储通过公开市场操作、贴现窗及定期拍卖工具注入流动性，却被质疑干扰去杠杆进程、滋生道德风险。但实践证明，危机时刻的不作为或延迟干预将加剧动荡，决策者需精准区分局部风险与系统性危机。
2008年3月贝尔斯登出险，政府推动摩根大通收购并由美联储提供资金支持。此次处置中股东权益近乎清零，债权人全额偿付以遏制挤兑，最终为纳税人获利25亿美元，但也暴露了监管机构危机处置权限不足的短板——成功与否高度依赖私人收购方的意愿。
随后“两房”出险，其持有或担保的抵押贷款超5万亿美元，发行证券全球流通，具备系统重要性。美国政府无常备救助权限，财政部长保尔森向国会申请无上限注资授权，最终向“两房”各注资1000亿美元并实施托管，虽平息了对“两房”的挤兑，但市场恐慌未止。
2008年雷曼兄弟破产成为危机引爆点。政府尝试推动私人收购未果，因缺乏国会授权无法阻止其倒闭。数小时后美国国际集团出险，美联储次日提供850亿美元高息贷款，以79.9%股权为质押，此举基于两家机构差异：雷曼无合适收购方且有毒资产规模过大，而美国国际集团资本充足、抵押优质，救助更易收回成本。
危机持续升级倒逼全面应对，国会2008年10月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（TARP），成为危机应对转折点。最初计划收购有毒资产，后因危机恶化转向直接注资金融机构，9家系统重要性银行及近700家小银行先后接受注资，同时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对银行新增债务全额担保。此举有效解决了偿付能力问题，但因被视为“用公共资金补贴华尔街”而备受争议。
为进一步稳定信心，政府开展银行压力测试并公开结果。2009年5月公布的测试显示，19家大型银行中9家资本充足，其余10家需补充750亿美元资本。结果好于预期，市场对金融机构的信心回升，私人投资回归，银行快速完成资本补充，金融体系偿付能力信心逐步修复。
危机应对后期，大规模货币宽松与财政刺激推动经济复苏。美联储持续宽松货币政策，2009年初开启量化宽松，通过购买抵押证券、国债降低长期利率，最终为纳税人带来收益；奥巴马政府推出大规模财政刺激法案，事后证明更大规模的刺激对经济恢复助力更显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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