
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调研报告显示,融资平台转型受阻,区县级国企亏损面超五成。这一数据再次将县域城投困局推向公众视野——财政自给率不足与土地收入下滑形成双重挤压,叠加2027年“退平台”时限逼近,县域城投债务风险持续走高,如何破解困局已成为维系区域金融稳定的关键命题。
一、县域城投的三重困境具象化
(一)财政自给能力先天薄弱
县域财政“吃饭财政”特征愈发突出,多数县域依赖农业或低端制造业,产业结构单一导致财政增收乏力,仅能勉强覆盖工资、运转、民生等刚性支出,偿债与发展资金严重短缺。从全国范围看,超六成县域财政自给率低于40%,其中三成县域不足20%,财政自主性缺失。收支缺口高度依赖上级转移支付,如广西某县2025年上半年本级收入仅3.65亿元,支出却达25.1亿元,缺口完全由转移支付兜底;西部某省县市级国企2025年前11月营收同比降12.15%,成本降幅仅4.17%,收支失衡进一步压缩偿债空间。
(二)土地收入支撑作用断崖式下滑
作为县域城投核心偿债来源的土地出让收入持续锐减,成为风险导火索。受房地产调整、人口外流、需求萎缩等影响,县域土地市场供过于求,收入大幅缩水。广西某县2025年上半年土地出让收入仅1826万元,同比降幅86%,完成年度预算不足6%。土地流拍、底价成交成为常态,山东某县域土地溢价率连续12个月走低,核心地块无人问津,直接削弱城投资产变现能力。更严峻的是,多数县域城投已将未来土地收入质押融资,土地市场下行不仅导致存量债务失去还款支撑,更引发再融资渠道收缩,形成“流拍—融资断裂—违约”的风险链条。
(三)债务风险显性化趋势加剧
县域城投债务风险已从隐性转向显性,非标违约成为主要爆发形式。2025年上半年全国17起城投非标风险事件中,区县级平台占比近六成,风险集中于山东、贵州、云南等地。山东某县级平台商票逾期累计1.7亿元,股权多次冻结,虽结清逾期但经营压力未减,风险传导效应明显。部分区县平台陷入“借新还旧”循环,因市场化业务匮乏、收入无法覆盖债务成本,依赖持续融资维系运转,监管收紧后融资渠道收窄,极易引发违约。
二、困局根源:结构性矛盾与转型梗阻
县域城投困局的核心在于三重结构性矛盾叠加。其一,财政结构失衡,产业基础薄弱导致优质税源匮乏,贵州某县本级收入中税收占比不足50%,只能依赖非税收入和转移支付补缺口,而教育、医疗等刚性支出持续增长,事权与财力不匹配迫使城投持续融资补缺口。其二,发展模式不可持续,长期依赖的“土地财政+城投融资”模式随房地产调整失灵,城投投资多为无收益公益性基建,西南某县2020-2023年251亿元专项债多投向此类项目,无法覆盖成本,依赖外部融资维持。其三,平台转型滞后,“融资平台”思维固化,市场化收入占比不足30%,且可整合优质资产有限、专业人才匮乏,转型基础薄弱。
三、风险缓释路径:短期纾困与中长期转型协同推进
(一)短期:稳现金流缓解兑付压力
一是强化省级统筹,参考山东200亿元债务平滑基金模式,建立县域专项化债资金池,重点支持财政薄弱县域;扩大特殊再融资债券覆盖范围,将高息非标债务纳入置换,降本拉期争取喘息空间。
二是盘活存量资产,开展全口径资产清查,通过出租闲置房产、出让特许经营权、资产证券化等变现,如连江县供销社通过处置闲置资产化解1836万元债务;借助“三资联动”模式,对矿产、林业等资源确权变现。
三是推进债务置换减负,借鉴韩城“收购+处置+基金+重组”模式,引入地方AMC打包处置非标债务,通过谈判将利率从12%降至6%左右等方式降成本,对无力偿还债务采取展期、分期兑付等方式避免风险集中爆发。
(二)中长期:系统转型提升市场化造血能力
一是推动平台向产业运营商转型,以交易所“335指标”为标尺剥离融资职能,整合优质经营性资产,如平度市城投整合六大板块获AA+评级发债,遂川县城发集团整合砂石业务2024年营收达7.66亿元。
二是培育市场化运营能力,清理空壳平台推进重组整合,优化薪酬激励机制吸引人才,明确政企边界,政府按市场化支付公共服务费用。
三是夯实产业支撑基础,加大县域产业政策倾斜,健全城乡要素流动机制,构建“财政保障—平台转型—产业支撑”的良性循环。
四、总结
当前城投行业已进入分化关键期,转型是县域城投的生存必由之路。未来行业将呈现“强者恒强、弱者出局”格局,能够对接政策导向、聚焦特色产业、构建市场化能力的平台将实现重生,固守传统模式的主体或逐步退出。破解县域城投困局需政策托底、平台转型、市场参与多方协同,方能推动其走出困境,维系区域金融稳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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